摘要：1985年，邓小平对李鹏总理提议：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嘛，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，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！1997年，经过充分论证，中央最终决定重庆直辖市。邓小平为何要提议将四川和重庆“分家”呢？（邓小平）一、邓小平提出将四川一分为二20世...
1985年，邓小平对李鹏总理提议：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嘛，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，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！
1997年，经过充分论证，中央最终决定重庆直辖市。
邓小平为何要提议将四川和重庆“分家”呢？
（邓小平）
20世纪80年代，中央为了进一步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，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，同时解决四川省人口太多、不便管理、三峡库区移民问题，开始着手考虑把重庆再从四川划出。
重庆地处长江中上游，是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地带，更是我国东西部经济的结合部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
1980年，邓小平在陈丕显、鲁大东等一行人的陪同下，乘坐“东方红”号轮船，从重庆出发，顺着长江而下视察三峡。
（邓小平视察重庆乘坐东方红38号轮东下）
邓小平在感叹长江三峡的美景之余，更多的时间里，是向随行的专家询问三峡的建设发展问题。
防洪工作、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、航运情况、三峡库区移民安置、三峡工程的发电效益等，都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。
到1984年初，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三峡工程专题研究会议。
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，筹备“三峡特别行政区”以及三峡开发公司。
同年7月，中央书记处第147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，会议形成一致意见，决定成立“三峡特区”，由国务院直接管辖。
此外，会议还指出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，均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。
不过在国务院第47 次常务会议上，中央领导再次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时，国务院秘书长认为：
（长江三峡）
“三峡特区”与 已经成立的几个沿海特区性质不一样，把“三峡”称作特区容易造成混淆，他委婉建议改一个名字。
于是，一些与会者提出了“三峡行政区”这一名称，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，后来为了遵循《宪法》规定，又建议叫“三峡省”。
1985年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，在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之后，他专门听取了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。
在这一次谈话中，他就大胆提出了把四川省一分为二的设想。
他当时是这样说的：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嘛，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，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。
而正是这一设想，为重庆后来的发展，指明了方向。
（邓小平）
邓小平同志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构想，是出于对当时重庆、四川、以及三峡工程等多方面的考虑。
重庆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不过在我国古代，原本并没有“重庆”这个地名。
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，我们常常能听到一个“巴蜀”的叫法，印象中重庆便是在这一带。
确实，当时的“巴蜀”之称，巴是指“巴渝”，也就是今天的重庆，“蜀”便是今天的四川了。
1189年，宋光宗赵惇先封恭王，封地正是今天的重庆一带，之后他即帝位，将恭州升为重庆府，重庆由此得名。
清末开埠以来，重庆的经济地位直线上升，其经济地位逐渐超过成都，成为长江中上游经济中心。
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，蒋介石为了军事战略需要，将重庆作为了大后方，第一次将重庆提升为国民政府直辖市。
（1949年重庆解放）
1949年解放军进驻重庆，中央把重庆设为西南军政委的驻扎地，重庆再次成为“直辖市”。
中央出于当时的发展战略和社会实际考虑，1954年，将重庆划入四川，归四川省政府管辖。
在这之后的很多年，重庆的经济发展便慢慢开始走“下坡路”了。
在重庆划出去之前，四川省人口非常多，约有1.1 亿多人，这几乎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人口总和。
除了人口众多，四川省的面积也很大，有 57 万平方公里。
四川省政府管辖下属 23 个地级行政区、221个县级行政区，是当时管辖县级以上区域最多的省份。
这样的人口数量和地域范围，为四川省政府部门的管理，提出了严峻的考验。
以至于当时四川各方面的发展，逐渐呈现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。
（研究部署成渝铁路建设）
除了四川地广人多这一原因，当时还有一个契机就是三峡工程开始被中央领导层重视。
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再次被提上论证会。
这个三峡工程承载了我国几代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，这其中牵涉了很多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，当时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三峡工程。
1980年7月，邓小平在实地考察后，听取多方面意见，最终发表了结论性意见：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。
此后，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部署下，三峡工程开始在可控范围内平稳运作，各方面工作有序推进。
在之后的工作推进中，关于三峡工程先后有过两种方案。
第一种是堤坝方案，也就是三峡大坝正常水位150米，搬迁移民30万人，只淹没万县等地，这个方案相对而言比较保守。
如果按照这个堤坝方案建成后，三峡电站的发电能力将达到1000万千瓦。
但它也有个缺点：水库蓄水不足以让万吨轮船到达重庆，无法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。
于是，重庆市委便向中央又提出了中坝方案，将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，这样万吨船可以开到重庆，还可以多发电。
之后，邓小平更是就三峡工程提出重要建设意见：三峡工程是我国的特大建设工程，要考虑长远利益！
最终中坝方案得到了中央的认可，但很快又迎来了新的问题：这会淹没更多地区，移民人数更是高达113万。
（三峡移民）
这些移民的安置工作，以及后期移民区的经济发展，是个重大问题。
如果单靠移民区的力量，即使是成立新的领导班子，短期内也难以消化这么多人口的生存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诸多问题。
要想将这一问题妥善解决，最好是由一个能够起带动作用的城市，带动三峡移民区的发展，而当时重庆就是最适合的城市！
于是便有了邓小平后来的提议，用行政力量支持三峡库区的发展，甚至可以考虑将四川与重庆分开。
此外，邓小平是出于对四川省简政的考虑。
早在“三峡省”规划后期，邓小平就曾作出指示，希望最好由重庆作为三峡113万移民的缓冲区，再考虑将其设立为特区，带动三峡地区发展。
但这样一来，又会出现一个问题，重庆将增加大量的工作和重复的机关，而这些编制最终都会压到四川省政府头上。
（三峡移民）
在这样的契机下，将重庆直接划出去，是降低四川的政府管辖难度的最好方案。
那么，既然决定把四川和重庆分开，为何要把重庆设为直辖市呢？
这其实跟直辖市的性质有关。
在我国的《宪法》中，作为省一级的建制，只有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，而直辖市也是归中央直接管辖的。
直辖市的市长，其实相当于各省的省长级别，这无形中也提升了政府部门领导人的级别，有利于调动政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。
这样全新的政治地位，也意味着重庆将以更高的起点重新起步。
（八十年代的重庆街景）
重庆可以像其他省会城市一样，再次成为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全面发展的中心城市！
其实，当时邓小平提出“分家”设想，也是希望通过这一调整实现“一箭双雕”，同时激活重庆和四川，让其各自发挥优势。
众所周知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重庆的政治经济地位，位居国内前列。
但在划归四川省管辖之后，就出现了很多发展瓶颈，经济地位迅速下滑。
虽然邓小平有意推动重庆地区发展，重庆的占地面积也不断扩增，但四川省的省会是成都，这就导致更多的税收和资源倾斜到了成都。
此外，一些国内外投资商，即便看好重庆的战略地位，但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后，还是放弃了在重庆投资，转而选择省会成都。
（邓小平欣赏重庆风光）
长期下来，重庆的经济发展就陷入了“恶性循环”，经济地位也愈加落后，非常不利于后期的长远发展。
而对于四川省而言，政府管理层也是头疼不已：省太大、人太多、地太广，加之多民族聚居，实在是顾不过来。
这种“两家都头疼”的状况，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，最终地方领导和中央领导一致认为，将重庆和四川分开，对各自的发展，都是更有利的！
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将四川和重庆分开有着诸多好处，但从设想到实践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1993年8月，为了促进三峡经济区域内经济发展，四川省政府成立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委员会，简称“联发委”。
在“联发委”开展工作的三年时间里，重庆就充分发挥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作用，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。
中央在1995年，派人到四川开展调研，李鹏和肖秧（时任四川省省长）讨论成立直辖市的问题，肖秧主张成立大重庆市。
新的四川省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，新的重庆则可以担负四川东部的三峡移民。
1997年3月14日，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出了《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》。
至此，我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——重庆直辖市成立，重庆得以迈开新的步伐，进入崭新时期。
综上可见，重庆从四川划出，成为直辖市，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推动。
那么，邓小平为何对重庆的发展如此重视，倾注这么多心血呢？
这是因为他对重庆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，他时刻牵挂着重庆人民。
20世纪初，“五四”爱国运动在中华大地铺开，一批批有志青年聚集在民主和科学旗帜下，希望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。
（青年邓小平）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逐渐发展。
1919年，年轻的邓小平乘船来到重庆，在这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习。
次年，邓小平通过了考试和体验，从重庆离开，跨出国门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。可以说，重庆是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点，
1949年，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，中共中央把解放、稳定、建设西南的重任，交到了邓小平手里。
邓小平率军进驻西南，重庆解放后，邓小平受命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坐镇重庆。
而西南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盘踞地，这里的政治环境、社会环境都十分复杂。
邓小平“接管”西南后，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、恢复国民经济呕心沥血，日夜操劳。
（邓小平）
在这里，他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功绩，同时也对重庆这座城市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。
两年零八个月以后，邓小平奉调进京，开始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，在中央任职，邓小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。
然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忘本之人，他没有忘记重庆这座城市对他的培养，更没有忘记重庆人民对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建设，所作的贡献。
多年后，邓小平始终关心重庆的建设发展，关心重庆人民的生活，他虽然日理万机，但还是坚持多次到重庆实地考察。
可以说，每次提到重庆的发展问题，邓小平都能与其他干部讨论个通透，并给出指导性意见。
而邓小平对于重庆的关怀，不光体现在这些战略规划层面，更体现在一些民生“小事”上。
改革开放后，他曾多次为重庆题词，如“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”、《走向大西南》书名、“重庆机场”等。
他每一次对于重庆的关注，都饱含深情，都希望真正能为重庆人民谋幸福。
时至今日，重庆早已飞速发展，摘得了国家中心城市，超大城市，西部金融中心等多个新“身份”。
这一切再次证明，邓小平当年为重庆的指引的方向，没错儿！
基于各方面考虑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层，在90年代将重庆与四川“分家”，事实证明，这一决策是颇具战略眼光的！
